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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履谦:履行谦逊,心向蓝天

2019年09月11日 14:01来源:未知手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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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9月至10月,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防御战役,张履谦被迫四处逃难。路途中,日本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,机枪肆意扫射,他得了流行疫病,几次休克。

“落后就要挨打,只有国富兵强,才能不受外国欺凌。”苦难的岁月磨砺了张履谦顽强的意志,即使在炮火连天的逃难岁月甚至身患重病之时,他都挎着书包,一有喘息的机会就如饥似渴地学习。

日本战败投降后,张履谦在老师的帮助下念完高中,并于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。

这是一段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岁月。1948年,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灭亡前夕猖狂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刻,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从清华大学毕业后,张履谦被分配到军委通信部,从事雷达与抗干扰工作。

当时,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,美国B-29飞机对鸭绿江两岸狂轰滥炸,并施放电磁波干扰,使我国前方防空雷达不能发现目标,指挥雷达不能引导空军作战。危急情况下,张履谦奉命奔赴前线,提出雷达收发设备同时快速变频、使用瞬时自动增益控制和多站雷达交叉定位等解决方案。“战地器材短缺,形势又紧迫,我就用罐头盒制作电容器,用拉杆麻绳作联动装置。设备虽然简陋,但思路正确,很能解决问题。”张履谦说。

时隔60多年后,当初张履谦采用的解决方案,至今仍然是各种现代雷达抗干扰的基本手段。

1952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委通信部成立了全军第一个电子对抗组织——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组,张履谦任组长,领导研制了多种雷达抗干扰电路,送往前线部队试验使用。他还总结前线抗干扰经验,写成操作规程颁发给全军,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对抗的首个条例。

在此基础上,1956年,总参通信部又成立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研究室,张履谦任主任,领导研制多种雷达抗干扰电路和侦察干扰设备,培养技术骨干30余人。“如今,他们大都成为我国电子对抗领域的技术领军人才,比如做干扰机的俞德生,搞接收机的任德骥,还有研究反干扰的何武城……”说到这儿,张履谦的话语中满满都是骄傲与自豪。

一举打下五架美国U-2飞机

1957年,张履谦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,参加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。

为了构建地空防御系统,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了“红旗一号”地空导弹的仿制工作。1960年8月,中苏关系恶化,一夜之间,苏联就撤走全部在华专家,带走关键的设计图纸。

一没人才,二没器材,三没设备,怎么办?“没人才,自己培养;没设备,自己造;不懂,就搞反设计。中国人硬是白手起家,仿制出这枚‘争气弹’并打靶成功。”张履谦回忆道。

1962年,“两弹一星”研制进入关键时期,美国U-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刺探军事情报,并干扰地空导弹雷达站。张履谦向军委总部献策,亲临现场改装雷达。1965年1月10日,我国首次使用“红旗一号”击落美国U-2飞机。

“第一架打它个措手不及;第二架、第三架带有侦察接收机,只能近打快打;第四架发假信号抗干扰,我们也改变了雷达的工作体制;等到我们研制出‘红旗二号’后,第五架自然就有去无回了。”张履谦说。

“电子对抗是战斗力的表现,雷达若无抗干扰能力,就是一堆废铁。”在张履谦看来,雷达和电子对抗事业对于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意义重大,“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有来自外部的干扰,需要随时警惕”。

天上要稳,必须在地面下功夫

20世纪70年代,我国开始研制试验通信卫星,与原子弹、导弹一道列为“两弹一星”的“三抓”工程。试验通信卫星的测控系统由一部微波统一测控(雷达)系统和一部超远程跟踪引导雷达构成。张履谦担任总设计师,负责研制这两部雷达。

在高端仪器缺乏、器材无法引进的情况下,他率领研制团队克服畏难、浮躁情绪,自力更生,研制出全部国产化设备。1984年,超远程跟踪引导雷达在地平线处捕获卫星目标,成功对其进行测轨和姿态调整,使我国在地球赤道轨道拥有了位置资源。而微波统一测控(雷达)系统的研制成功,为我国建立载人航天和空间站的空间测控网、研制月球和太阳系行星的深空探测网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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